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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央视音乐频道连续两周在周末播放薛伟/余隆/中国爱乐演出的《梁祝》。看来，不仅我们这个论坛有稿荒的问题，连央视也不能免俗。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大家知道，这是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作品，由当时的两位学生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应该说这是我国交响乐创作的早期科班作品，由专门学习作曲的音乐家创作的作品。

50年代的中国音乐教育基本上是遵循苏联体制，在音乐中更加强调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在苏联的观点中，贝多芬是革命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从贝多芬之后，苏联观点对某一作曲家的评价完全取决于其背离贝多芬的程度。因此，西方现代作曲家大部分被苏联看作反革命或者修正主义作曲家，认为他们的作品表现的是一种颓废的世界观。

受到这种无产阶级音乐观的影响，我们国家的50-60年代音乐教育中也不知不觉或者有意地产生了一种倾向，认为只有浪漫主义的音乐才是无产阶级的音乐，其后的现代音乐统统都是反动派的。在音乐教育中，特别是在作曲教学中，更加着重于浪漫主义作品的分析和写作方法，而忽视当代音乐的发展趋势、审美变化和表现方法。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当时的作品更加类似于浪漫主义晚期的风格，而与当代世界音乐发展完全脱节。在陈刚/何占豪创作《梁祝》的那个年代，德彪西的印象主义已经过气，由勋伯格为代表的表现主义也已经开始衰退。而一次大战之后兴起的另外几个音乐流派却方兴未艾，各领风骚若干年。比如，斯特拉文斯基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奥尔夫为代表的新浪漫主义等等。这一时期，西方音乐开始向不同方向。有的人开始把音乐作为一种科学对待，比如布列兹等人，采用一定的公式精确计算和声；而另一些则把音乐搞成偶然事件的纪录，多采用自然界中的声音效果。

中国当时的作曲教学或者叫做音乐美学的教学没有向这些当代潮流靠拢，纵观当时的一些代表作品，都没有西方当代音乐的影子。中国当时音乐美学更加趋近于所谓的新民族主义，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包括柯达伊、巴托克、埃尔加等人。当时的苏联音乐也更加趋近于这个流派，比如哈恰图良、肖斯塔克维奇、普罗克菲耶夫等人。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看中国当时作品和新民族乐派，我们就会发现其中虽有共同点，却也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拿《梁祝》来说，新民族乐派的基本出发点是表现民族的音乐，采用民间音乐的素材。这一条在《梁祝》中有很好的体现，《梁祝》中大量采用了越剧的曲调。但是，新民族乐派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广泛采用印象派、表现主义等现代的写作手法。这一条在《梁祝》等中国作品中并没有体现。《梁祝》仍然沿用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有一个引子，然后是在主调（G大调）上的主部主题，副部转向属调（D大调）。其后的展开、再现统统都是严格按照浪漫主义的格式进行。严格地说，这是一部浪漫主义晚期或者民族乐派的作品，可能叫做民族乐派更合适一些。在同一时期其他中国交响乐作品中，我们同样可以看见相同审美观的影子，比如辛沪生的交响诗《嘎达梅林》，吴祖强/王燕樵/刘德海的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殷承宗等人的钢琴协奏曲《黄河》等等。这一时期中国的交响乐创作基本是接近民族乐派的。由于这一时期的中国交响乐创作基本脱离外部的潮流发展，在当时的全球音乐界影响并不很大，能够站得住脚的作品除了《梁祝》和《黄河》之外，寥寥无几。

文革以后，中央音乐学院78级作曲系学生成为中国新生代现代作曲家，其中的代表人物可以数得上谭盾、叶小刚等人。这一代人在学校里已经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他们完全解除了苏联音乐教学主导思想的束缚，接受了更多西方当代音乐潮流的观点和创作手法。因此，这一代人的作品更加接近当今世界音乐潮流，很多作品在当今世界音乐界中都占有相当高的位置。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当代中国交响音乐创作虽然在技法上已经融入世界潮流，却对民族的东西体现地越来越少。即使有所表现，也是更加接近原生态元素，而非优美的民歌曲调。

现代音乐对古代音乐的背离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优美的旋律与和谐的和声有关，当代音乐在技法上更加随心所欲而无一定之规，不谐和的和声、无调性、自然音等等大量采用。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观察一下，大众更加喜爱和能够接受的仍然是古典、浪漫时期音乐，以及更加接近那个时期风格的民族乐派作品。除此之外，新民族乐派的作品也能够获得普遍好评。这说明，优美的旋律与和谐的和声更容易与大众的审美观共鸣，从而更能够获得大众的喜爱。那么，现代音乐如何发展？能否在中国大众审美观和现代作曲技法之间找到一条通道？我觉得这是当代中国交响音乐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